莫尔的《乌托邦》

英国著名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全书》，该书简称为《乌托邦》，而“乌托邦”则是作者在书中虚构的一个社会组织的名称。

托马斯·莫尔1477年生于伦敦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法官。莫尔幼年就在伦敦圣安东尼学校学习拉丁文，1492年进牛津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形式逻辑，后改学法律，1501年成为正式律师。

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莫尔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曾任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财政副大臣，并获爵士称号；1523年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国首相，1529年任内阁大臣，由于对国王的离婚案持异议并拒绝宣誓承认国王为英国教领袖而被捕入狱，1535年被处死，头被悬挂伦敦塔上示众。

莫尔正处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新航线、新大陆、新人种的发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思想解放。莫尔本人对人文主义的研究和他在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亨利八世时期担任的政治要职以及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使他经历丰富，见闻广博。莫尔善于观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弊端。他看到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王室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对外尚武好战，不讲信誉，妄图称霸于一时。国王的一些宠臣不但不为百姓说话，而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都铎王朝卵翼下的英国贵族、大商人，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残酷剥削劳动群众，与政府狼狈为奸。百姓动辄得咎，性命不保。当时莫尔最关心的问题是贵族富豪的圈地运动。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强行赶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把农民的土地改为牧场养羊。被赶出的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到处流浪，或饿死于沟壑，或沦为盗匪，出现了“羊吃人”的悲惨状况。

亨利八世是个非常残忍的暴君，如果公开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或控诉，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莫尔于是用隐蔽假托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采用游记体裁记述和一个航海家对话的方式来描述他的理想之国——乌托邦。乌托邦是他用两个希腊文名词虚构的，意为“虚无缥缈之乡”。此书用拉丁文写成，1516年在比利时的卢万出版，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分《乌托邦》第一部和《乌托邦》第二部。

在《乌托邦》第一部里，莫尔借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提出了对16世纪初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批评。他尖锐地抨击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对外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不但使被侵略国家遭到蹂躏，也使本国国民民不聊生。君主为了贪图私利而对臣民进行无情剥削，国王的谋臣们还随时为剥削百姓找出这样那样的论据。国内的大批贵族不劳而获，靠剥削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为生。同时贵族还养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仆人。主人一旦死去，他们就失去生活来源，流浪挨饿，或从事盗窃。

莫尔还重点分析了当时出现的“羊吃人”的社会问题。他认为，这一过程的起点是羊毛需要量的增加和羊毛价格的上涨。大地主们为了增加收入，就把自己的地产从经营农业转为经营养羊业，把自己的全部土地改为牧场，把佃农从土地上驱逐出去。那些有少量地产的农民，在诱骗或暴力的迫使下，不得不贱价卖掉自己的地产，离开自己的土地。养羊并不需要多少人手，大量的可怜的农民，无安身之地只能到处流浪，或讨饭为生，或沦为盗贼。和羊毛有关的所有业务都落到少数有钱人的手里，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贪得无厌，根本不考虑他人死活。在莫尔看来，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富人横行霸道，强迫他们恢复农田和村落，让被驱逐的农民能回来继续从事农业和羊毛加工工作。但政府却与富人狼狈为奸，用严酷的法律对付那些失去劳动机会的穷人。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统治。在私有制度下，既谈不上正义，也谈不上社会太平，每个人都尽可能把一切攫为己有。不管社会有多少财富，它总是落到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的命运只有贫穷。前一种人一般都是凶狠奸诈的人，后一种则是谦虚纯朴的人，他们每天都为社会福利而劳动。莫尔认为，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一切局限性的改革都不能根治社会的痼疾。

在《乌托邦》第二部里，莫尔借拉斐尔·希斯拉德的介绍来说明他的理想之国的设想。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全体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下级官员(摄护格朗特)以家庭为单位选出，每30户选出一名。高级官员(特朗尼菩尔和总督)由摄护格朗特选举产生。

乌托邦社会在经济上是个统一体，最大特点是财产公有，全部土地都是共有财产。各地生产的一切产品都由国家的最高机关——元老院进行统计，进行再分配。生产组织者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城市，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家庭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各户可在指定的市场上领取需要的物品。家庭的实质就是一个公共作坊。这种家庭的基本标志不是血缘关系，而是经济上的结合。一个儿童如果不愿意从事这个家庭所担任的那种手工业工作，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转到另一家庭。一个家庭的经济规模超过经济上的需要时，国家可以把公民从这一家调到另一家庭去。乌托邦社会几乎无例外地包括在家庭手工业体系内。

在乌托邦，农业受到很大重视，但是在这里农业并不是一种职业。农业工作是按义务劳动的原则组织的，每人必须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只有特别爱好农村生活的人，才可以申请把这两年的劳动期限适当延长。乌托邦没有真正的乡村，在乡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农场做一个时期的工作后，就又回到城市做自己的基本工作。乌托邦社会实行6小时工作制，每天有1小时文娱活动。

乌托邦对城市人口规模加以严格限制，不得过分集中。除郊区外，每座城市规定只有6000户，每户成年人少则10名，最多16名。超出限额的部分人口则将迁往人口稀少的城市。

乌托邦重视国民教育和学术研究。儿童都要上学，不但要求儿童读书求知，还重视他们的品德教育和培养。一般社会教育则着重提倡公共道德、集体主义和正当娱乐，以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犯有重罪的人，罚做苦工或贬为奴隶。改造得好的，可减刑，甚至取消奴隶身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先由教士推荐并经行政官秘密投票选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可不参加劳动，如果不能胜任研究工作，得仍然去劳动。劳动者自修有成就，可不做自己的手艺，专门做学问。

莫尔的《乌托邦》对16世纪初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并揭示出产生社会的不平等和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是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乌托邦》鲜明而真实地评述了原始积累带来的经济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它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小农在圈地运动中普遍被剥夺了土地，处于衣食无着的贫困状态。单从圈地史方面来看，《乌托邦》至今仍然具有最珍贵的史料价值。

《乌托邦》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于提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并提出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勾画了一个在当时认为是理想社会的蓝图，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第一本著作。《乌托邦》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对后人的吸引力所以经久不衰，是它从《乌托邦》发表到19世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康帕内拉、哈林顿、摩莱里、卡贝、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纷纷撰写著作，寻找自己的“乌托邦”，以寄托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