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俄国文坛活动了近60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托尔斯泰出生在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伯爵家庭里,后来承袭了爵位。他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姑母监护长大。1844年他进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后转法律系,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于三年后退学,回到故乡经营田庄。他一生的大半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的。1851年,他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到高加索,加入军队服役。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他在战斗中亲眼看到平民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怯懦,激起了他对贵族的反感。在军中服役五年后退役回家。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50年代初期,陆续发表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组成自传性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和对创作的探索。

托尔斯泰根据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三篇作品,于1855-1856年间陆续发表,后来组成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一书。这部军事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战场的日日夜夜,有英勇奋战、气氛高昂的场面,又有流血、死亡等惨状的描写。这是以往的战争小说所没有的,因而立刻给文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普遍的欢迎,小说热烈颂扬了俄国普通士兵和军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又以对比手法描写了贵族出身的军官平时追求享乐,临阵却胆怯懦弱。

185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是根据作者在自己的庄园里试行“军事改革”的新身体验而写成的,带有自传性质,同时也体现他的心灵探索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主人公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退学后回到自己的庄园。他一大早起来巡视庄园,当见到农奴的赤贫和困苦时极表同情,便着手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农民们对此并不理解,他们一直猜疑老爷“善言”的背后掩盖着自私的目的和阴险的打算,因而没有接受聂赫留朵夫的恩惠。青年地主对于农民在千百年来受压迫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对于地主的敌意,也感到无可奈何。

1857年初托尔斯泰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旅行。他非常赞赏法国的“自由”制度,但在巴黎广场上遇见断头台上的一次行刑,却又使他极为反感。他在瑞士卢塞恩时,目赌一场“文明人”欺侮“下等人”的情景,也大为不满。根据这次游历的见闻,他写成了优秀的短篇名作《卢塞恩》。

小说描写瑞士旅游圣地卢塞恩一家大旅馆前发生的故事。一个流浪歌手在门口,以他超群的技艺为围观的绅士们献艺,但是歌者唱罢,绅士们却一哄而散,谁也不给一文捐赏。作者对此大为愤慨,便挽起歌手的臂膀走进旅馆豪华的餐厅加以款待。不曾想却惹得绅士们不来进餐,侍者们也不肯供饭。绅士们对流浪歌手的冷漠无情,“文明人”对穷人的侮辱,使他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有了认识。托尔斯泰怒不可遏地谴责了资产阶级国家:“你们的共和国真是个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

1862年,托尔斯泰同一位医生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别尔斯结婚,过起了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从1863年起,他停止办学和发行杂志,而埋头于文学创作。在六、七十年代,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的成果。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国在奥斯特里齐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着重写了1805年至1807年在俄国国外进行的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齐战役以及1812年在国内进行的卫国战争。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家大贵族作主线,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小说描写的人物有559个,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托尔斯泰晚年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复活》。小说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而成。作者的初衷是想写一部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但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他六易其稿,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主题思想,逐渐转向揭露社会问题;小说篇幅也逐渐扩大,由中篇而长篇,最后写成一部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批判倾向的作品。正如作者所说,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小说写贵族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并被错判罪名的妓女,正是他十年前诱骗过的农奴少女玛丝洛娃,于是他良心觉醒,开始悔罪,极力要为她伸冤。上诉失败后,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亚,最后终于感动了她。两人都在精神和道德上“复活”了。

托尔顾泰到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持斋吃素,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他的夫人激烈反对,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秘密离家出走,1910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病逝。